访谈 | 为学问道 教书育人 资政发声 ——“老”政协委员马来平的学术资政之路

#编者按

近日，《联合日报》专访了第十届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在教书育人之余，马老师坚持为百姓说话、为公众发声，并于2020年将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成果《马来平学术资政文存》出版。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毕筱奇对此书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将参政议政、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融于一体，体现了作者的高超境界和人品师德，是一部高价值的作品。其中“参政为民”“学术为本”“持守学者良知”等观点亦带给我们深深的感动与思考。

马来平，1950年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山东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山东省政协第十届委员，济南市政协第十、十一届委员、常委，2012年-2020年山东省政府参事。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马来平（左一）在菏泽市巨野县麒麟文化研究院调研麒麟文化

马来平教授的主要著作

其中，2020年《马来平学术资政文存》由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国学（儒学）”项目和济南市政协资助出版，收录了马来平教授20年来作为儒学研究学者参政议政的心得体会和资政建言等，诸多问题与重大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体现了山东大学人文学者心系百姓和国家的责任与担当。

潜心问道　学术资政

记者：近期，《马来平学术资政文存》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省内众多主流媒体给予报道，反响热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新作。

马来平：自上个世纪90年代迄今，我先后担任省、市政协委员和省政府参事。20多年间，在做好科研和教学本职工作的同时，“学术为本，参政议政”，心得良多，且积累了不少文稿。我用四五年的业余时间，将这些文稿收集、选择并整理出来，构成了这本书，其中主要包括政治短论、资政建言、心得体会、文化漫笔、受访答问等内容。这本书特点突出：一是突出了“学者如何参政议政”的主题；二是融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和励志性于一炉。所以，对各民主党派成员，对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担任各级政府参事、文史馆员的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大学学的是半导体领域，学术研究却在哲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这个跨度实在太大。是什么让您转移了兴趣，对哲学心向往之？

马来平：我还是个高中生时，就已对哲学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

文革后期，迟迟不能“复课”，我作为山东郓城一中的高中生，一头钻进了学校图书馆，埋头阅读哲学书籍。后来下乡期间，又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哲学书籍，萌生了将来投身理论研究的强烈愿望。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山东大学机关做了两年行政工作。1979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舞和激励下，我毅然跨进了新成立的山大文史哲研究所。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起人李庆臻先生，发现我是学物理学出身，又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便于1980年选送我到教育部委托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师资班”进修。就这样，我成为一名专职理论研究人员，青年时代的梦想得以圆满实现。

记者：您曾任省政协委员，始终心系民生，积极参政议政，一向坚持为农民群众发声呼吁，并引起一定反响。您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马来平：我自幼在菏泽巨野农村长大，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劳动5年，一直到24岁才离开。到山东大学参加工作以后，我跟家乡的联系依然很密切，年年回家，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厚。

有些人认为农民素质低，其实，他们不了解，农民有着自己的一番天地，高手在民间，农村藏龙卧虎。我在乡下时，亲眼看到村里有天赋超常的小姑娘，跟着广播听两遍歌就会唱；有记忆力惊人的老大爷，白天看完《三国演义》《水浒传》，便能给村里的农民讲一晚上；有从来没学过开拖拉机，坐上就能开的青年人等等。我对农民打心眼里尊重，所以，我总是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早年，家乡来人找工作，我便领着他们串街走巷一家家去问；逢年过节，我家常常成为乡亲们聚会的固定点，其乐融融。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就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发声。所以，我曾连续递交了多件关于农民工问题和职业教育的提案，呼吁政府重视农民工的权益和技能培训。提案引起了济南市劳动局的高度重视，曾邀请我参加座谈会，专题研究提案落实问题，还曾专门两次家访进一步征求意见。

学者参政议政与学术研究形成良性循环

记者：在学者参政议政方面，您一直坚持“以学术为本，参政议政”，恪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准则。请您就学者参政议政谈谈体会。

马来平：学者参政议政是本分和责任。学者作为政协委员，更应当积极参政议政，这是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需要。学者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知识分子阶层，或者以其专业所服务的社会界别，如农业界、工业界或教育界等。所以，学者参政议政扩大了党和政府决策时听取民意的范围。此外，学者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学者的参政议政必定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度。

学者参政议政可以和学术研究形成良性循环。在时间和精力上，学术研究和参政议政是会有一定冲突的，但是只要坚守学者本色，善于以学术的眼光看问题，二者就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特别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适度地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实际上是接触社会、参与实践和倾听大众呼声的好机会。利用这一机会，学者们可以发现社会发展提出的亟待本学科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搜集本学科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经验材料，可以汲取社会各界所蕴藏的有利于解决本学科学术难题的丰富智慧，这些都是从书本上难以得到的东西。此外，运用专业知识参政议政，实际上是专业知识的一种应用活动，而专业知识的应用，对于深入理解专业知识和发展专业知识是极具建设性意义的。

我最初关注到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的严峻性，就得益于省政协组织的一次“中国梦”座谈会。与会者多为厅局长和学术专家。我从专业角度，作了“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的主题发言，核心观点是“儒学对科学有促进作用”。当时有与会者不同意该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从那以后，我开始密切关注这个问题，才发现有很多人认为儒学是阻碍科学发展的。试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如果儒学和科学技术不相容、阻碍科技发展，而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是科学技术，那么弘扬传统文化还有合法性吗？自那次座谈会以后，我便下定决心，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作为其后数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一定要解决和澄清这个问题。

儒学与科学相容互促

记者：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少人、甚至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儒学与科学水火不容。您怎么看？

马来平：归根结底，儒学与科学是“善”与“真”的关系。尽管儒学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求善的哲学，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其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

反过来，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此外，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记者：在儒学与科学关系的争论中，如何理解儒学对科学有着积极的一面呢？

马来平：围绕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有许多认识问题需要解决。如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长期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否应负责任？明末清初西方发生近代科学革命之际，传教士正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中国为什么没能抓住“机遇”而把西方科学革命引入中国？当时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否应该负责任？

其实，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科学产生没关系，实际上中国对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科技成就以及由西方传教士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化典籍，对西方科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科学诞生的原因是多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清教主义和科学在精神气质上的意外契合等，都是近代科学先在西方诞生的原因。尽管近代科学的产生与文化因素有关，但文化并非决定性因素。近代科学最早在意大利萌芽，英国促成其高潮，后来德国、法国也对其作出了重大贡献。近代科学主要与这几个国家有关系，但我们不能说，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他们的文化都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所以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并不足以证明儒学就是阻碍科学发展的。

关于明末清初中国没能抓住“机遇”而把西方科学革命引入中国的问题，应该这样看：明末清初正好是西方科学发生的时候，那时传教士正在中国传教。但这些传教士已经离开他们的国家许多年，由于通信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他们对西方世界当时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而且，这些传教士人数不多，想要依靠这些人把科学的火种引到中国来，是比较困难的。当时也不具备派人到西方去学习新技术的条件。所以，所谓“错失良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为此，我在学术界率先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概念，呼吁把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展专门研究。科技儒学的研究对象是儒学的科技内涵，以及科技与儒学的互动关系。科技儒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回答诸如儒学与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关系等众多疑难问题；厘清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发展史；深入儒学内部，阐明儒学基本理论、核心观点与科学的关系；开展儒学主要流派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推动儒学适应现代科技的需要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阐发儒学的当代价值等。　　记者：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受西学的影响，儒学发生了哪些变化？

马来平：西学东渐对儒学的冲击，首先在知识层面。儒学尽管整体上属于哲学，但其理论抽象度不高，带有一定的经验色彩，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有些是错误的，比方说《孟子》中的“心之官则思”，以及张载、邵雍、程颐和朱熹等理学家关于蜥蜴生雹的观点等。西方科学传进来以后，这些知识很快就被纠正了。

其次，受冲击的是儒学的理论内容和结构形式。整个说来，儒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比较薄弱。所以，主观臆断、以偏概全，以及和实践发生冲突等情况比较多见，自然也经不起西方科学的冲击。比如“夷夏之辩”说，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孟子》《论语》都有谈及。这一理论自古以来在中国根深蒂固。西方天文学传入后，中国不少人很快明白，中国只是地球上众多国家的一个，东西方民族各有长短，夷夏之分是非常狭隘的。此外，在儒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方面，也受到了西方科学的作用。比如受《几何原本》的影响，乾嘉学派领袖戴震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易学哲学体系，以及晚清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人类公理》等，都开始运用公理化方法谋篇布局了。

再就是基本观念的变化。在世界观、价值观上，儒学充满对人生和社会的睿智思考，但却缺乏自然科学基础，因而受到西方科学的巨大冲击。西方科学通过丰富的天文和地理知识纠正了儒学一向持有的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总之，在西方科学的推动下，儒学开始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

打造全国乃至国际儒学研究的新高地

记者：您认为山东大学应该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打造全国乃至国际儒学研究的新高地？

马来平：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尽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即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地利，即是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孟等儒学创始人以及历代一大批儒学大师都是山东人，而山东大学则是素以古文古史古哲见长的一所百年名校；人和则是目前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梯队合理、阵容整齐，上下团结、斗志旺盛，所以，成果累累，势头强劲，享誉士林。

如何发挥本土的优势？天时，各地共享；地利，客观存在；关键是在人和上下功夫，通过强化人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天时和地利等本土的优势。强化人和，天地无限，首先要加强领军人才群落的建设。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为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提供优良的梯队、研究条件和制度环境。只有加强领军人才的群落建设，才能够使引进和自己培养的领军人才留得住、施展得开。

要优化科研力量配置。山大儒学研究的目标不只是引领国内，而是引领国际。所以在突出重点和特色的同时，需要在儒学研究的政治、伦理、生活、教育、科技等方面均要部署和储备一定的研究力量。这样做，不仅能够使山大的儒学研究有一定的覆盖面，而且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面前，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要苦练基本功。尽管现在山大的儒学研究力量已经十分精干，要想做到后劲十足，仍然要强调苦练基本功。其中最当紧的是熟读以四书五经乃至十三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著作。

要支持地方文化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包含多种形态，但以儒、释、道为主流。主流文化辐射到各地，会结合当地特色产生出形态各异的地方文化。比如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泰山文化、泉水文化、水浒文化、牡丹文化、麒麟文化等。地方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地方文化是主流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各地极其宝贵的人文资源。开展地方文化研究既有利于提升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准，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建设赋能，也是深化主流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如果高校儒学研究单位对地方文化研究在质量提高、成果出版和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指导，不仅会有利于地方文化研究，而且也有助于高校的儒学研究获得地方支持、扩大社会影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群众唱响“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