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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时代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本源性开端——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进犯济南

作者：丁海燕时间：2008-6-2

    7月7日乡田率部赴济后，日本政府遂于8日决定由驻满洲第十师团师团长长谷川直敏中将率所部第八旅团并加配炮兵、铁道兵、通讯兵等挺进青岛增强驻鲁军事力量。此次进发青岛的日军连同已开赴济南的第三十三旅团共计5450余人（日官方称约4000人），统归长谷川中将指挥。
    为了应付山东形势，5月16日日本海军将“平户”、“对马”二舰及第九驱逐（舰）队编成第二遣外舰队，主要担任长江以北山东方面的警备，任命中岛晋少将为司令官。7月7日，在上海埠外停泊之“矢矧”巡洋舰载陆战队300人亦奉命开往青岛增援。
    长谷川率部抵青后，一面限令中国南、北方军队均不得在胶济铁路沿线作战，一面又允许鲁军在胶济线东段设防。日军并在城阳、白沙河一带严密布阵，与青岛鲁军的防线形成犄角之势，钳制南方势力的延展。日军还在青岛定制七千馀套奉军服装，预备改装后，协助北军作战。18日，日军炮队又携大炮10门开赴济南。种种迹象表明：至7月中、下旬，在长谷川中将统一指挥下，日本山东派遣军在胶济铁路东段（青岛方面）有第八旅团设防、西段（济南方面）有三十三旅团布阵，此际日军实际上已控制了胶济铁路全线，形成了迫使南军撤退至黄河以东、胶济铁路南方山地以外地区的态势，而直鲁军和孙传芳的残馀部队正是由于得到了日军如此提携助威，始能招架南军的攻势，并得以将主力集中于津浦铁路济宁、兖州一线，以优势兵力迫近韩庄，与北伐军对峙，继而进行反扑。
    此间，由于国民党内部纷争加之日本出兵山东的阻挠，蒋介石将嫡系部队调回南京，以作争夺党权的后盾。安国军趁北伐军主力陆续南撤之际，进行反扑，7月24日，苏北重镇徐州复被北军攻陷。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鲁南要地丧失殆尽。张宗昌和孙传芳的部队接连发起反攻，一度又把战场推向长江沿岸，直接威胁南京。因此，决不能由于北伐军主动后撤，中日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便认为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是一场无作为、无效应、没有形成侵略事实的行动，恰恰相反，日本这次出兵既直接影响了1927年南京国民党军北伐的整个战局，推迟了南北统一的进程，又为下一年日本连续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铺开了阵势、做好了准备。从近代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上考察历史，它恰恰就是昭和时代日本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鲁南战场失利后，在反对力量的压迫下，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的北伐一度中辍。
    由于攻击目标消失，师出无名，日本政府遂于8月24日决定撤兵；30日，上奏天皇获准；9月8日，全部开拔完毕。但又声称：此次出兵山东是成功的“自卫”之举：“在中国，不仅此地，多数日本人居住的其他地区将来治安不稳，因而有再次危害日本人之虞时，帝国政府仍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自卫措施。”显然，这是重弹《对华政策纲领》第五条的老调，为日本再次出兵山东扩大侵华鼓噪张目。
    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进犯济南，决不是无关大局，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也不是孤立的、偶发的历史现象。
    首先，从日本破坏华盛顿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国际秩序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在中国及远东太平洋地区推行独占性的扩张政策，攫取了许多特殊利益、占据了相当优势；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间、特别是美日两国间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并未因巴黎和会的召开而最终得以缓和。为了对一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进行重新分割，调整列强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美国发起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华盛顿会议。会上签订了《四国条约》、《五国海军协定》、《九国公约》等一系列条约，否认了日本在中国及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限制了日本在太平洋上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且约定：在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基础上，各签约国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与行政权完整，禁止在华建立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建立后，日本不得不实行与美、英等国保持“国际协调”的外交路线，标榜对中国实行“不干涉”的外交政策，从而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客观上制约着日本侵华，对中国争取时间完成统一、发展生产、巩固国防较为有利。
    华盛顿会议召开时，适逢裕仁以皇太子身份奉命摄政（1921年11月26日）。会议期间，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经中日两国代表的直接谈判，签定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同意将其侵占已近8年的青岛－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及胶济铁路交还中国。裕仁对此非常不满，以致24年后（1946年3月18日），在他向近臣谈及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时，仍心有余愤地说：“究其原因，是已潜伏于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条约的内容之中”，“强迫归还青岛”，“足够激怒日本国民”。这表明，夺回日本在山东的非分权益，裕仁早已欲为之。这种意向作为储君的一块心病无疑极大地影响着日本对未来战略取向的选择。恰巧裕仁嗣位不久，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南京政府北伐而主张出兵山东的意见正投合了他的心意。于是，裕仁在1927年5月27日当面认可了田中首相关于出兵的奏议；7月6日，在经过东方会议的研讨论证、并经由他本人“熟思深虑其结果”之后，正式裁可了出兵阁议。可见裕仁裁可出兵之举“决不是闭着眼睛只管在政府和军队的奏折上”“瞎盖章”，而是昭和天皇久蓄而发的“圣断”。此举不但标志着昭和新一代统治者上台不久便重新选择了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外交路线，而且也意味着以裕仁为代表的日本帝国当局撕毁了自己签定的国际公约、公然向华盛顿体制发起了挑战，从而给相对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罩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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