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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察: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2014/4/3

作者:邢乐成,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日渐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民主理论解释范式,目前正处在理论研究和探索阶段。中国对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会议召开时就已经存在,具有丰富的历史实践经验。中共十八大首次确认了协商民主的概念,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并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部署。借助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认真考察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重要渠道的协商民主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协商民主  制度  历史经验

一、引言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确认“协商民主”概念,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强调“完善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把协商民主正式写进党代会报告,是十八大的重大历史贡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中共在民主政治理论新创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

不可否认,“协商民主”这个概念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过程中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当今世界范围内,以投票为主要手段的选举民主依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但选举民主也确实在一些重大缺陷:选举过程容易变成金钱政治、政治恶斗或“政治秀”;选举时公民有投票的权利,但选举以后公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难以保证;选举民主决策极易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侵害等等。为了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提出了协商民主理论2,力图对以投票为手段的选举民主进行补充和超越。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如约翰·罗尔斯、安东尼·喜登斯、哈贝马斯等,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成果丰硕,但在制度建设的实践上却进展缓慢,至今仍停留在理论研究和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实践成果。反观中国的协商民主,虽然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在理论研究上也不够系统完善,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实践相联系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目前协商民主已经广泛渗透到中国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种制度实践,我国已经存在着以政治协商为重要渠道的若干协商民主形式,如立法听证、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社区议事会、公共论坛、网络论坛等等。因此,借助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成果,认真考察和总结我国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重要渠道的协商民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继续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二、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产生

1. 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探索

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基础,是立法和决策形成的重参与者,协商民主制度的形成必然涉政党及政党制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探索由此开始。从1905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到1949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出现了四种类型的政党模式(多党制、一党专制、国共两党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种类型的政党围绕国家政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1)多党制的失败

191110月,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创建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为政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3,中国政治舞台上顿时出现了“组党”热潮,在这场“组党”大潮中,有人记载,形形色色的大小政党达300多个。最重要的几个政党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分会和湖北省都督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4

为换取中国北方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1912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由袁世凯出任。袁为了加强自己的总统地位而走向独裁,把自己的人塞进内阁,并攻击新成立的国民党。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崇尚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希望以多党竞选的办法,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于19133月派人暗杀了宋教仁。19141月,袁世凯又明令取消了第一届国会。至此,民国初年的议会制、多党制尝试宣告失败。

对于1911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多党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分析指出,第一是没有共同目标……第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第三,当时所有爱国之士深恐外国干涉……最后一点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会议和内阁而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民初多党制模式的失败是历史的悲剧,其深刻的教训对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痛定思痛的孙中山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效防欧美”,“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5

2)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破产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结合其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三阶段理论,提出了“以党治国”思想,即设想借鉴俄共建国治国的成功经验,用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和建设政权。由于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实践其思想及其思想自身的局限,孙中山去世后,其“以党治国”被蒋介石篡改为“一党治国”,一党专政。

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全国建立反动政权。1928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由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使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事之施行”,并负责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正和解释6。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于19297月发布第222号命令:“中国国民党根据以党治国之原则,不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有所活动。”7由此可见,国民党蒋介石所确立的“以党治国”、“五权分立”的行政模式,实质上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权模式。

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有悖于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最终落了个落荒孤岛的结局。1949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一党专制模式在大陆的破产。

3 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

1921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政党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她打破了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存的局面。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政党的历史,主要是国共两党合作与斗争的历史,在短短的28年中,国共合作的历史长达13年。因此在此所讲的两党合作模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事实上存在的两党合作模式。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1月起至19277月止,历时三年半。1924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这次合作采取的是党内合作模式,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全体加入。第一次国共合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力。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66月中原突围,历时9年时间。这次合作采取的是政党之间的合作模式,即两个政党,两个政权,两只军队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实行的合作,没有具体的合作纲领和组织形式。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近代史的两个主要政党,曾经有过两次成功的合作,但都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历史,满载着中国人对政党政治的思考,在满是艰辛和悲情的道路上不断探寻,最终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多党制、一党制和两党制在中国都行不通。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也是中共领导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个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个不同阶段。19461103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来自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各界代表38人参加,会议的召开及所取得的协议,为中国描绘了一个建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前途,虽然最后的协议遭到国民党破坏,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包括全国范围内的党派和社会贤达的政治协商81948430,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1949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共计23个单位的134人,正式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17,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19499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这一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她为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践提供了重要渠道和平台。

2.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产生

以统一战线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是在反帝反封建及反官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发展的,体现出中共与各党派及其他社会力量从“联合革命”到“协商建国”再到“合作治国”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主张抽象的民主,在党发起成立时,就宣传科学与民主,坚持多数人的民主,倡导以合作和协商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1922年中共“二大”就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思想,计划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当时认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11。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虽然合作最终归于失败,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政党间合作的先例,为之后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积累了经验。19411121,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2。而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是多党合作的雏形,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实践探索的开始。“三三制”政权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制度,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大党之外,还陆续产生了一些小党派,这些小党派多介于国共两党之间,所以常被称为“中间党派”,其中绝大多数为民主党派。由于蒋介石实行了一党独裁的政策,民主党派从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和迫害,民主党派要生存和发展,只能同共产党合作。同时,由于某种原因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共产党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也必须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中间势力,与民主党派进行合作。而且各民主党派成立时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这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各民主党派从成立时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同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抗战时期,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122,李济深、沈均儒、马叙伦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领导人55人联合发表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同年9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等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其中党派代表共14个单位(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65人。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旗、国歌等决议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产生,从此,协商民主在中国便有了重要渠道和政治基础,协商民主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三、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发展,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也在逐步得到确立、发展和完善。回顾六十多年的历程,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大至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步发展阶段(1949-1954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完成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是协商民主制度的初步形成并稳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共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协商,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和常委会,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会,双周座谈会三种形式。

第二阶段:进一步确立阶段(1954-1966

1954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结束了它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人民政协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成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成为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平台。这一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并存,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展挥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我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辅相成的格局,形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中共八大明确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确立。

第三阶段:遭受挫折阶段(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遭到空前破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贯彻中受到了严重干扰,多党合作遭受重大挫折,协商民主制度经受了严峻考验。粉碎“四人帮”后,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缓慢恢复。

第四阶段:恢复和发展阶段(1978-1989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史经验及教训,着眼于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与政策,恢复并发展了政治协商制度。19796151019,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举行的招待会上,分别作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两篇重要讲话。在这两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对民主党派的重新定性和定位,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制度”的明确定位,为政治协商制度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131982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深刻地提示了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41987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概念,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阶段:推进阶段(1989-2002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政治协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新思想、新举措,使政治协商制度进入了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1989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紧紧围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这两条主线,全面阐述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宪法》。1993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将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意味着坚持和实行这一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不仅从根本上提升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为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第六阶段:健全和完善阶段(2002——)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的中共中央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9年《意见》颁布以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成功经验,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着眼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2005228,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意见》在认真总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第二,概括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准则;第三,提出了发展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根本任务;第四,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第五,提出了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的标准;第六,进一步强调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第七,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意见》的颁布,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里程碑,是指导新世纪协商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纲领性文件。200628,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要运用好人民政协这种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2007111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白皮书的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国际而言,大大提高了中国协商民主经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有利于消除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误解,有利于国际社会准确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性和民族性,有利于引导国际舆论正确的理解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和政治发展。就国内而言,有利于全国人民了解、遵守并自觉执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01222,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的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在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意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统一战线巩固壮大的新要求,结合党外代表人士的新特点,对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作出了全面布署,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指导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注入了新活力。2012820,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民主形式的重要性,《报告》指出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融协商、监督、合作、参与于一体,极大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这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概念。2012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首次确认“协商民主”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布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最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彰显了中共中央顺应党心、民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将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探索和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中共十八大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四、结语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表明: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是相继而生的,而其相继发展的取向是人民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她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相结合,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充分表明,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既尊重多数,又照顾少数,能充分反映和协商各方面的意愿与利益,具有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要从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高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加强对人民政协进一步入宪和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法理依据的研究;进一步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与党委、人大、政府办事规则相衔接,切实把政协协商成果纳入决策程序,提高政协协商的实效性。进一步拓宽政协委员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渠道,充分反映民意。与此同时,要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社会民主结合起来,不断充实协商民主的内涵,在逐步构建现代协商民主政治平台的同时,不断提高选举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历史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最早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形式,必将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25页。

2.一般认为,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的概念是1980年约瑟夫·比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使用。

3. 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总序”,第1页。

4. 高俊,《浅析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实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期。

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页。

6. 参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60年,第303页、第337339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90页。

8. 参见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选编:《政治协商会议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9.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2553页。

10. 参见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选编:《政治协商会议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1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87页,第203204页。

14. 参见《新时期统一战线文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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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浦劬,2013,《中国的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新华文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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